货运物流化与法律现代化刍议

倪学伟

从某种意义上说，货运物流化的过程也就是货物运输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该过程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产业政策的理性化、科学化，特别是有赖于水运法律对该过程的有效“护航”与切实保障。
在我国，货运物流化战略目标随着交通部《公路水路交通发展三阶段战略目标》的颁行而正式确立，交通人将信心百倍地为之奋斗40年而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而我国现行水运法律有相当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就是海商法典亦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初制定的，与加入WTO后的水运产业格局不尽一致。毫无疑问，这些法律应该因应加入WTO 的现实，与时俱进地加以修改和完善，即法律的现代化势在必行，否则货运物流化的进程将可能被不适当地延缓、阻滞。
为了实现交通人期待中的货运物流化，我们应尽快着手以下主要工作：
一、大中型水运企业应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货物承运人到物流经营人的转变
单纯的货物承运人只需完成货物自启运地至目的地的场所位移，其创造的附加价值较低，且不符合现代化运输业的发展趋势。而物流经营人不仅要提供运输服务，而且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参与整个供应链的协调与管理上，如定单管理、客户的生产计划和采购安排等，其责任更大、管理也更复杂，其直接目的在于追求附加价值的最大化，并为此而提供全方位的周到服务。水运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融资金密集型、科技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一体，适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加入WTO后仍是我国重点发展保护的行业。我国将进一步开放水运服务市场，可以预见，国际水运企业与我国相关行业的竞争将是十分激烈的。大中型水运企业越早从货物承运人转变为物流经营人，就越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从而越有可能取得竞争的胜利。
二、加速提升航运各领域之高科技含量，尽早占据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高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它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主战场的全面战争。要实现货运物流化，就必须以科技为先导，以科技促发展、促进步。为此，我们必须加快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EDI技术在货运管理中的运用，建立和完善货运管理信息网，并加强船岸间通信网络建设，开发船舶智能运输系统技术，尤其是开发船舶差分全球定位和导航技术、网络技术和EDI技术在货运管理中的运用，建立和完善货运管理信息网，加强船岸间通信网络建设，开发船舶智能运输系统技术，尤其是开发船舶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和导航技术、船舶集成驾驶系统技术和船舶管理信息系统等，以提高对货运物流中的船、货管理水平，实现物流管理现代化。港口硬件设施是实现货运物流化的枢纽和物质基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港口基础建设，我们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大力开发大型深水港设计建设、码头结构防护与施工、水工建筑物耐久性及检测维修、水下软基加固等筑港新技术，以此全面提升港口综合功能和现代化水平。我们还应以提高装卸效率、保障安全和降低货损为目标，鼓励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拓展和完善港口装卸工艺系统的水平。
三、修改、完善水运法律，以法律现代化促进货运物流化
我国水运法律的现状是，远洋运输适用《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承运人享有航海过失免责权；内河及沿海运输适用《合同法》及交通部的有关行政规章，实行严格责任制度，承运人的航海过失不能免责，即所谓的“水运法律双轨制”。进一步而言，我国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制，与《海商法》的不完全过失责任制相左。货运法律之间缺乏协调统一性，甚至于其中的水运法律系统内部都充斥着对抗和矛盾，在这种法律环境下，要使物流真如水流一般流畅几乎是不可能的，故而修改完善水运法律便是实现货运物流化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全方位开放必然涉及到法律的开放。鉴于加入WTO后我国水运服务业的国际一体化以及水运法律不可避免的国际化，亦即面对国际范围内法律的一元化趋势，我国在修改完善水运法律时，必须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使本国法律与国际通行做法充分接轨。也就是说，在水运法律本土化还是国际化的抉择问题上，基于水运服务的无国界性或跨国界性特征而当然选择走国际化道路，以实现水运法律现代化。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但我们应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勉工作，加速这一进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
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

为了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有力配合禁毒斗争的开展，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4月25日至29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近年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比较多的云南、广东、甘肃等十二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或者副院长、刑庭庭长、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的负责同志。
最高人民法院林准副院长主持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认真学习了《决定》，总结交流了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当前毒品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和危害，讨论了人民法院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如何具体执行《决定》的若干问题和一批案例。同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与会同志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及时的、必要的，收获很大。纪要如下：

一
会议认为，近些年来，国内外毒品犯罪分子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乘机大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使我国一度禁绝的毒品犯罪重新抬头，并呈不断增加和蔓延之势，在一些地方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毒品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毒品数量越来越大；毒品种类由鸦片等粗制毒品发展为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国际贩毒活动的渗透日益加剧；毒品犯罪活动由少数边疆省、区向内地蔓延；毒品犯罪活动团伙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
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活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公害。它导致吸食毒品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青少年吸毒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后果不仅造成吸食者的心理、人格、精神的扭曲、变态，还导致爱滋病等疾病的传播，影响人体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并且诱发其他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坚决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是党和国家的一贯立场，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据统计，从1983年至199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理毒品犯罪案件18457件，判处毒品罪犯25394名，其中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缓）的毒品罪犯1284名。一些地区的人民法院，还注意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召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公开宣判大会，大张旗鼓地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宣判，狠狠地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更加严厉地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去年12月28日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这个《决定》反映了党和政府坚决禁毒的决心，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为进一步与毒品犯罪作斗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决定》，深刻领会《决定》的立法精神和具体条款的涵义，充分认识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与毒品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投入到禁毒斗争中去，把审判毒品犯罪案件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及时、更有力。可以预料，随着贯彻《决定》和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人民法院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也将大幅度增加，使本来已经很重的审判任务更加繁重。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把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分子的工作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来抓。特别是在那些毒品犯罪案件较多的地方的人民法院，更要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力量不足的，要及时调整充实。调整充实有困难的，要向当地党委反映，以求得支持和解决。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毒品案件的业务指导，认真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确保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开展禁毒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对起诉到法院的毒品犯罪案件，应选择一些典型案例，不失时机地就地公开宣判，以案说法，宣传《决定》，教育广大群众自觉同毒品犯罪做斗争，形成一个震慑毒品犯罪分子的强大声势。
会议指出，199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斗争，把作为“六害”之一的毒品犯罪列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的重点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又对毒品犯罪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毒品犯罪案件，既要贯彻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依法从重从快的精神。对于那些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巨大的犯罪分子，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活动、暴力抗拒检查、拘捕和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以及惯犯、累犯、教唆犯等情节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在查清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应当坚决依法及时审理，从重惩处。其中罪大恶极、应该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决不能心慈手软。要认识到：不坚决采取严厉的措施就不能有力地震慑毒品犯罪分子，就不能迅速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
在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要注意执行有关政策，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投案自首、检举立功、未成年人犯罪等从轻、减轻情节的，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二
会议在认真学习《决定》的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对具体贯彻执行《决定》，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对下述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审级管辖问题
凡属于《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毒品犯罪案件，原则上都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一审。中级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后，根据案情决定判处相应的刑罚。
2、关于《决定》规定的新罪名问题
《决定》规定了9个新罪名。依次分别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走私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非法提供毒品罪。
根据《决定》第九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的，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不再单列罪名。
3、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起刑点”问题
《决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最低数量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刑点”），没有作出规定。这是体现了对毒品犯罪坚决从严惩处的精神，应该很好地领会贯彻。
《决定》不规定“起刑点”，应当理解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论其数量多少，应依法予以惩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不管情节，一律定罪判刑。刑法第10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3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刑法总则的这些规定，对审理毒品案件，同样是适用的。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很复杂，其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予以判处。
4、关于判处死刑案件的数量标准问题
人大《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个规定是人民法院对严重毒品犯罪分子决定量刑的法律依据。
由于这个规定量刑幅度较大，既包括十五年有期徒刑，又包括无期徒刑和死刑，因此，人民法院对达到《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毒品数量标准的严重毒品犯罪分子，在量刑的时候，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应当判处的刑罚。特别是对于是否判处死刑的案件，既要根据毒品数量的多少，又要考虑犯罪的情节。其中，有的毒品犯罪分子虽然刚好达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海洛因五十克，但属累犯、惯犯或者其他情节特别恶劣的，也可以判处死刑；有的虽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在一千克以上，海洛因在五十克以上，但属偶犯、从犯、或者有其他从轻、减轻情节的，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复杂，各地的情况不同，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不可能绝对一致。各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决定》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与毒品犯罪作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出一个供本地区内部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5、关于鸦片、海洛因以外的其他毒品的数量标准和量刑幅度的问题
《决定》第一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决定》对鸦片、海洛因的处罚数量标准及量刑幅度作了规定。但对于大麻、可卡因及其他国务院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罚的数量标准和量刑幅度都未作明确规定。许多同志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通过司法解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些属于专门知识，比如大麻、可卡因等，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才能确定其处罚的数量标准。同时还必须通过一段实践，分析一批案例，积累一些经验后，才能定出一个比较恰当合理的量刑幅度。
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做出司法解释前，各地人民法院可通过收集、分析案例和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个意见，先在本地区试行，以积累经验，为司法解释提供材料，创造条件。
6、关于对共同犯罪的处罚问题
对于共同进行毒品犯罪的首要分子和主犯，必须从严惩处。凡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该集团进行的毒品犯罪活动及全部毒品数量予以处罚。对于一般共同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按照个人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出资额、毒品数量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分别处罚。其中，对于主犯，按照其参与进行的共同毒品犯罪活动和毒品数量处罚。对于从犯，按照上述原则，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7、关于适用附加刑的问题
促使毒品犯罪分子敢于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从事毒品犯罪活动，其动力就在于牟取非法暴利。因此，依法给毒品犯罪分子以经济上的惩罚，也是我们遏制毒品犯罪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我国刑法规定，对毒品犯罪可以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这次《决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规定了并处没收财产或并处罚金，将原来选择性的并处财产刑，修改为在判处毒品罪犯主刑时，必须同时判处相应的财产刑。过去，对毒品犯罪判处财产刑的较少。据统计，1988年全国法院判处的贩毒罪犯并处财产刑的只占6．5％，1989年占10．5％，1990年仅占4．2％。为了不使毒品犯罪分子在经济上捞到好处，今后对《决定》规定应当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刑的，要严格执行《决定》的规定。
8、关于贩卖假毒品的定性和处罚问题
贩卖假毒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故意以假充真或明知是假毒品而贩卖获利；另一种是行为人完全不知是假毒品，以为是真的毒品进行贩卖而获利。对于第一种情况，行为人故意以假货冒充毒品贩卖，纯属欺骗，应定为诈骗罪。对于第二种情况，行为人虽然卖出的是假毒品，但他主观上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故应定为贩卖毒品罪（未遂），但在处罚时应根据其犯罪的具体情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掺假毒品的犯罪案件，如行为人是将精制毒品稀释后贩卖，或是土法加工毒品，因提炼不纯而含有较多杂质的，不论其中有多少其他成份，只要含有毒品，就可以以贩卖毒品定罪。
9、关于毒品鉴定的问题
近年来，假毒品、掺假毒品的毒品犯罪案件越来越多，特别在西北地区比较突出。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的案件中也出现这种问题。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毒品进行鉴定，确定毒品的种类和含量，是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目前条件下，对于拟判死刑的案件，应该对所查获的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对于作其他处罚的毒品犯罪案件，如果查获的毒品形状、颜色明显不同于原认定的毒品种类的一般特征，或者有争议的，也应当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以后要逐步做到，使毒品的鉴定结论如同其他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技术鉴定一样，成为确定犯罪事实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证据内容。有关毒品鉴定的一些具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