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屈振辉


【摘 要】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具有重大的补足作用。本文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环境德治 环境法治 伦理缺失 实现途径 双重和谐

法治本是法学领域里经久不息的话题，但人们在探讨法治时又常常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就法治最初的涵义而言，其中就已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意涵：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即法治是“普遍守法”和“遵守良法”结合。“良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本身就蕴含了道德的追求[2]”。环境法治作为抽象法治理念在环境法领域内的具体化，亦不可避免地与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某些相关性。特别是现代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伦理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源流关系，环境法治问题因此也带上了更为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3]”。在法学界高度关注环境法治的同时，伦理学界也提出了环境德治的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不仅在于德治与法治的共存，也在于德治对法治的重大补足作用[4]”。本文从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的补足作用入手，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现代环境问题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和德治是众多社会治理模式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方式。然而在解决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时，人们却非常注重前者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其实，依法治理环境问题存在着诸多局限，而这些局限恰能通过环境德治加以弥补，因而在日益注重环境法制建设的今天，环境德治也同样不可或缺。理想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法同治”。
（一）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法律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里最为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这些局限在环境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广泛性是环境法的一个突出特点[5]”，它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调整范围和涉及主体等方面；而法对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环境法再完备也不可能将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概无余。再如“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突出特征，即较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6]”，这就对环境法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其实施所需人员、精神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境法的作用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更何况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环境法都属于不甚发达、完善的新兴法律部门。这就决定了仅靠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是极不现实的，环境法治的局限需要其它社会调整方式来弥补。
（二）环境问题同样需要以德治理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它实际上是人际利益冲突与矛盾在人与自然领域里的体现。“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7]”，利益是道德的产生根源与存在基础。当今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人甚至整个人类为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后代人、其它非人类存在物甚至整个自然及的利益。而环境伦理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劝导人们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其目的在于以非强制手段规范人之行为并进而平衡环境利益。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而非调惟一方式，它的不足必然由其它社会调整方式补足。概括言之，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补足作用主要体现在节约环境治理的成本，以自律方式实现环境道德的约束、调节和激励功能以及环境道德的可普遍化等三方面[8]。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并非仅是互补关系，在后者许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时常见到前者的身影。由此可见，环境伦理是比环境法更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尽管它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
（三）德法合治：理想治理的模式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且极其复杂，仅单靠环境伦理抑或是环境法往往难以奏效。既然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都是不完整的，那么只能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德法合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有理论渊源又有现实依据。庞德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三大手段，即使法律已成为了现代社会首要且最终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它仍离不开其它手段的支持。“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9]”。但“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因为道德与法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10]”。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意文化的发达使得人们选择了以法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德并举的社会控制模式才是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11]”。况且，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更凸现了其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法治中的伦理缺失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应当具有道德性。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都必须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道德内容是为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12]”。在此笔者将研究的视野集中于现行法领域，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缺失以为今后的环境法制改革寻找方向。
（一）重技术规范，轻伦理规范
法律规范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主要包括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伦理性规范“凭社会主体的简单常识和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而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13]”，而技术性规范却恰好与之相反。环境法是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环境科学交叉重叠的产物，“是一般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科学技术规范的综合体[14]”，其间包含了大量反映生态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环境法中的技术性规范主要表现在“由有关的国家机关颁布各种环境标准和其它技术性规程”，“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技术要求”，“在法律、法规中列出专门条款，对技术名词、术语进行法定解释”和“利用法律法规附件的形式规定技术要求”等方面[15]。综观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大多是对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16]”，这些规定大多是技术性的而非伦理性的。伦理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现行环境法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增加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的难度，规避、抗拒环境执法的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时有发生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二）重部门利益，轻社会利益
争夺部门利益是加剧我国环境问题的人为瓶颈，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上采取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导致了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中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17]”，用于具体操作的单行法律、法规制定权被交给了各部门。这原本是基于环境问题特殊性的考虑，但利益的存在使得各部门在立法中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要么争相规定、要么回避规定，不仅造成整个环境立法的状况混乱与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其互相矛盾的规定，造成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重重；各部门在环境执法中，在利益驱使下，无限制地从抽象规则中推导出与己有利的具体规范，随心所欲地选择任意性规范，甚至对有的规定秘而不宣，故布陷阱[18]。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各部门高度重视自身利益、轻视甚至忽视社会利益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法律上的这种不足并没有得到道德上的补足。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道德问题至今仍令人堪忧，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甚至可能还没到达一般部门的普遍水平。究其根本原因，这恐怕不仅是行政道德缺失所致，更是环境道德缺失所致。
（三）重法律强制，轻道德自律
不可否认，依靠外在强制抑或是内在自律的确是德治与法治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治对强制的放弃，更不意味着法治对自律的排除。“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的成员从信念上接受并在行为中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人们效忠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而不是靠强制实施所必然伴随的威胁[19]”。强制的存在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唯一原因，在强制被排除的大多数情形下，法律得以实施主要是源于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尊重与信仰法律是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要求，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就现状而言，我国环境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环境法中的强制规定和行使环境行政权。这不仅徒增了环境法的实施成本，更容易引起了人们的抵触与反感情绪，从而给环境法治的实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强调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但我国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并未重视环境道德的教化作用。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乏丰富而深邃的环境伦理思想[20]，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也并非在中国没有得以传播，关键是我们没有将环境道德教化与推行环境法很好的结合起来。
三、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实现
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想。法治蕴涵着人类对普遍的伦理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法治是极富伦理意涵和充满道德意蕴的概念，在法治构建中不可能也不应当排斥伦理道德的内容。
（一）促进环境法律的伦理化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研究道德与法律互动关系的两大视角，前者主要是指将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主要是指对既存的法律加以伦理化的改造使之更富有伦理性。道德法律化是自然发生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法律道德化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因而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更高的层次。针对我国环境法存在的现实问题，对后者展开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实现环境法治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套体现环境正义，符合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正确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律[21]”，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似乎并未体现环境法治的上述要求。“环境法的困惑在于缺乏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22]”。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使环境法内化为更高的伦理权利与义务的过程，是使环境法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将人类的环境伦理理念内化为环境法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之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且更富人性化。
（二）执法司法注重道德考虑
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机关进行，执法因此成为了环境法实施领域里的关键问题，对此有学者将其系统的归纳为依据、环境、体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23]。这些固然是造成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但其间的道德缺失问题也不应为人们所忽略。环境执法领域里的道德缺失主要针对执法人员而言，既包括作为其职业道德的执法道德的缺失，也包括作为其个人道德的环境道德的缺失。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环境司法领域里。尽管“由于环境法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司法处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很少，对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十分有限[24]”，但从西方经验和世界潮流来看，司法在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大有替代执法的趋势。这对司法人员不仅提出了环境法律知识上的高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司法道德和环境道德上的高要求。要扭转环境执法不力的局面，加大环境司法处断的力度，对有关人员除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还必须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环境执、司法人员基本上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环境道德教育，因而环境道德意识极为淡薄。私德的欠缺很难保证公德的健全，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普法工作道德教化并重
环境意识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5]。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并不发达，他们普遍漠视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知识贫乏且消极对待环境保护活动，这给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带来了诸多困难。“目前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最大障碍，是全民的环境意识还不够高……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与此有关[26]”。要改变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必须将普及环境法律知识同进行环境道德教化结合起来。由于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等特点，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大，普及起来较为困难；而环境道德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小，普及起来较为容易。普及环境道德是实现环境德治的要件。“以德治环境，首先，是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接受并树立起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把是否有利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自身和他人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并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和公民的主观道德评价，强化其内心信念，使热爱和保护环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心的自觉的活动[27]”。道德为法律的先导，普及环境道德应当成为普及环境法的基础。
四、和谐：现代环境法治的目标
法的价值取向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差异，法治的目标也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现代环境法治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仅是指人与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通过法治促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环境法治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环境法以实现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为最终关怀，和谐必然会成为整个环境法的主导精神[28]”。然而这种双重和谐却不能单纯只依靠法律实现，道德特别是环境伦理在其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是生态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向人们传播的生活理念[29]”。环境伦理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将加深民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程度，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法治向纵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环境法治的构建应当德法并举，将环境道德建设置于与环境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99.
[2] 曹刚.法治和德治的边界[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2).9.
[3] 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A].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4.
[4]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4.
[5]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1.
[6] 陈泉生.环境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5.
[7] 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1-12.
[8] 钱箭星、肖巍.环境的“法治”与“德治”[J].道德与文明,2001.(4).32-33.
[9] [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3.
[11] 张洪涛.德法并举的社会控制新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7.
[12] 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1.
[13] 赵万一.民法的伦理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
[14] 吕忠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5.
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1994年1月10日淄博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1月17日山东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1994年1月17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科教兴市”步伐，大力发展第一生产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坚持科学技术为实施“科教兴市”、“城乡一体化”和“外向带动”战略服务的原则，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
第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编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原则。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对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实行分级负责、逐级考核制度。
第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协调、指导、管理、监督、考核。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本系统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技项目，应集中组织研究开发、协作攻关；对石油化工、建材、陶瓷、纺织、医药、机电等支柱产业，应加大科技投入；对重要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应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优先支持。
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普及和学术交流，提高全市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工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园（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或“科技一条街”，并发挥其在科学技术进步中的辐射作用。
第七条 对独立研究开发机构实行能级分类动态管理，逐步建立开放、流动、协作、竞争机制。
独立研究开发机构内部，实行院（所）长负责制、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任期目标责任制、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制，依法享有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经费使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方面的自主权。
第八条 独立研究开发机构可单独或与企事业单位联合从事技术开发，实行“技工贸”或“技农贸”一体化经营。
第九条 公司（企业）实行经理、厂长领导下的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本公司（企业）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公司（企业）建立科技进步指标考核体系，纳入公司（企业）经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十条 公司（企业）应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充实和加强技术开发力量，扩大与独立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联合与协作，增强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能力。
公司（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在完成本公司（企业）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对外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本行政区域内，凡具有专业技术优势并实行独立核算的公司（企业）科研开发机构，经批准，可享受独立研究开发机构的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按照“组群式”城市的特点和“农科教”结合的原则，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生态农业模式，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保障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研究、开发、实验、推广所必需的试验基地和生产资料。
第十三条 加强对民营科学技术机构的组织管理，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分流人员兴办科技产业，支持和引导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十四条 民营科学技术机构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凡冠以市名的民营科学技术机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凡冠以区（县）名的民营科学技术机构，由区（县）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市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开业手续。
第十五条 到民营科学技术机构工作的干部、工人、大中专毕业生，工龄连续计算，其转正、定级和工资晋升，均由审批该民营机构的部门负责办理，按档案工资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民营科学技术机构在项目立项、成果评审、科技贷款等方面，享有与其他科技机构同等的权利，凡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条件的民营科技企业，均可享受国家和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实行市场鉴别与组织鉴定相结合的原则。可采用检测鉴定、验收鉴定、通讯鉴定、会议鉴定四种形式进行鉴定，其鉴定结论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
负责科技成果鉴定的组织和人员，必须对鉴定结论负责，并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第十八条 通过创办高新技术开发区、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高新技术生长点三条战线，围绕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信息、高效节能等重点技术领域，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
第十九条 把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放在优先地位，从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重点予以支持，逐步将其建成全市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化改革的试验区、科教兴市的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
第二十条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初期，即一九九七年前，市政府每年集中投入一定数额的周转金，各有关金融机构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专项贷款，扶持开发区建设。
第二十一条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各种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自行组织评审中级以下专业技术职务，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第二十二条 实行专业技术资格与职务评聘分开的制度。学术水平高、贡献突出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可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不受职务限额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实行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公开选拔制度。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每两年选拔一次，四年一届，届满即自动中止任职资格及有关待遇，但仍可参加新一届拔尖人才的评选。
第二十四条 实行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继续教育证书制度。所在单位必须保障科技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中高级科技人员每年集中教育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半个月。
第二十五条 建立和完善科技人才市场和技术市场，促进人才和技术交流。打破所有制形式及干部、工人身份方面的界限，实施单位用人和个人择业双向选择。
第二十六条 鼓励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培养和选拔各种专业人才。符合条件的，可评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享受同等待遇。
第二十七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经批准可从事技术兼职活动，取得合理报酬。
第二十八条 退（离）休科学技术工作者可受聘参与专业技术工作，并享受合理报酬。其科学技术成果，由聘用单位申报成果奖励。
第二十九条 对从事应用基础科学研究、高新技术研究、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研究、重点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给予技术补贴，从项目经费中列支。在贫困乡镇工作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给予本人工资额10％以上的补贴。
第三十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应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全社会科技资金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全市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二000年应达到1·5％以上。

第三十一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在确定国民经济计划投资时，应对技术改造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消化、吸收、创新占技术引进投资的比重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十二条 各级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增长幅度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中，用于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重大科研项目的三项补助费，应按高于同级财政当年预算支出的1％安排。
第三十三条 公司（企业）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应高于销售额的1％，高新技术企业不低于3％，均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
第三十四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科技与金融部门可创办、联办科技信用社等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依法开展经批准的金融业务和代办科技保险业务。
第三十五条 市、区（县）应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基金，可采取财政拨款、“三项补助”回收经费等办法多渠道筹集，主要用于重大科技研究、新产品开发、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及重点试验室建设，由同级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经济
、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安排使用。
第三十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星火科技奖，奖励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和项目，改进科学技术管理等项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
星火科技奖授予在实施星火计划，开发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中小企业和农村技术与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集体或个人。
第三十七条 对在本市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满30年并作出一定贡献的，授予荣誉证章、证书。对作出特殊贡献的，实行重奖。
企事业单位可从实施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1％到10％，奖励完成技术成果的集体或个人。
第三十八条 滥用职权，压制科技发明或合理化建议情节严重的，按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克扣、截留科技经费的，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在新产品开发和科技成果申报、鉴定中弄虚作假、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取消其奖励和优惠待遇，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的经济责任或行政责任。
第四十条 剽窃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违法转让技术成果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在重大技术项目或技术引进中玩忽职守，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在对外技术交流中泄露重要技术秘密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经营假冒伪劣技术商品的，视情节由有关部门分别给予没收非法收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本条例所列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