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0年9月22日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收费公路的建设、养护和管理，维护收费公路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收费公路的投资、建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收费公路，是指符合公路法第五十九条和本条例第六条规定，依法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收费还贷公路和收费经营公路。
收费还贷公路是指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成的收费公路；收费经营公路是指国内外投资者依法有偿受让收费还贷公路的收费权或者投资建成的收费公路。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收费公路的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
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费公路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有关管理机构行使部分收费公路的管理职责。
第五条 禁止破坏、损害或者非法占用收费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
禁止在收费公路上乱开道口，非法设卡、收费、罚款、拦截车辆。
禁止侵占、挪用经营性收费公路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对其强行摊派。

第二章 收费公路的设立
第六条 设立收费公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高速公路连续里程二十千米以上；
（二）新建连续里程三十千米以上的一级公路或者连续里程四十千米以上的二级公路；
（三）改建连续里程四十千米以上的一级公路或者连续里程五十千米以上的二级公路；
（四）二车道六百米以上的桥梁、隧道。
收费公路的设立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七条 开放式的收费公路，在同一条连续的国道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六十千米；在其他连续公路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四十千米。
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除出入口外，不得在其主线上设置收费站。
第八条 新建、改建收费公路，资本金应当不低于该收费公路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其余不足部分方可以其他方式筹集。
第九条 收费公路建成后，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通行和收费。
第十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权依法可以向国内金融机构申请质押贷款。质押贷款只能用于公路建设。
收费公路收费权的质押合同签订后应当经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出质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或者贷款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时，质权人依法可以对质押收费公路的收费权实现质押权。
第十一条 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建设和经营收费公路，应当经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收费公路的收费权经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依法转让。
转让收费还贷公路收费权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偿还建设该收费公路的贷款、集资本息或者投资建设新的公路。
转让收费公路收费权的受让方，未经转让方同意，不得再将该收费公路的收费权转让给第三方。
第十二条 收费公路的经营者应当依法成立经营收费公路的企业。
经营收费公路的企业应当与具有管辖权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签订收费公路经营责任书。
第十三条 收费公路的经营者应当根据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设立服务区。
第十四条 收费公路的经营期限届满后，该收费公路由国家无偿收回，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收费公路的经营期限届满前3个月，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收费公路进行鉴定和验收，经营收费公路的企业移交的收费公路应当符合规定的技术、质量和标准。

第三章 收费公路的管理
第十五条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应当根据投资来源和额度、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公路的技术等级和规模、通行能力、还贷期限、使用者受益程度以及投资合理回报等因素分等级确定或者调整，由收费公路的投资者提出方案，报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由省物价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收费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不得超过二十五年；收费经营公路的收费期限不得超过三十五年。需要延长收费期限的，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除军车、警车和执行扑救火灾任务的消防车外，在收费公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应当交纳车辆通行费。
本条例所称的军车是指悬挂军队（含武装警察）专用号牌的车辆；警车是指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院、检察院使用，装有警灯、警报器，悬挂红色反光“警”字专门号牌的车辆；消防车指装有警灯、警报器的红色专用车辆。
免交通行费的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应当主动停车，接受查验。
第十八条 收费还贷公路收取的车辆通行费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车辆通行费按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预算用于偿还贷款、集资本息和按国家规定用于收费公路的养护管理、路政管理、收费机构经费。
收费经营公路收取的车辆通行费按照经营责任书和企业章程使用。
车辆通行费的票证由省财政或者地税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收费站的设置，应当保证车辆安全、便利通行；收费道口应当多于车道数量。收费站不得擅自关闭道口和设置障碍物。
收费站应当悬挂省交通、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式的收费站标牌，公示审批文号、收费标准、收费年限、收费单位和监督电话。
收费公路收费终止时，其管理者、经营者应当及时拆除收费站设施。
第二十条 收费人员应当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依法收费，文明服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收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一条 收费公路的管理人员、收费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标准收取车辆通行费；
（二）擅自不收费；
（三）贪污、挪用票款。
第二十二条 收费公路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有关制度做好收费公路的养护、抢修工作。
收费公路的经营者负责收费公路的绿化、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十三条 收费公路的路政管理依照公路法和《云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的规定。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被授权的管理机构依照公路法和本条例规定对收费公路的投资、建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财政、物价、审计、行政监察等部门依法对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的交通行政执法证或者云南省行政执法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拒绝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收费公路的经营者、管理人员、收费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投诉或者举报。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被授权的管理机构在接到投诉或者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办理结果答复投诉人或者举报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破坏、损害、非法占用收费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在收费公路上乱开道口、非法设卡、收费的，按照公路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收费公路上非法罚款、拦截车辆或者侵占、挪用收费公路企业合法财产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收费站、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或者应当拆除收费站设施而不拆除的，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拆除擅自设立的收费站或者应当拆除的收费站设施的，依法强制拆除。拆
除费用由擅自设立收费站的单位、个人或者应当终止收费的原经营者承担。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逃交、拒交、少交车辆通行费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责令其停车，补交车辆通行费，并处通行费五倍以下的罚款。
在交纳车辆通行费过程中阻碍车辆正常通行的，由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排除障碍。对故意阻碍车辆正常通行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以暴力、威胁、辱骂等方式阻碍、拒绝公路监督检查人员和收费公路的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先行制止，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被授权的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执行的，经省公安机关批准，可以采取暂扣车辆或者滞留驾驶证、行驶证的处理措施，并告知被处罚人限期到指定的交通部门接受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收费公路的经营者不履行或者不按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履行收费公路养护、抢修职责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被授权的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被授权的管理机构派员养护和抢修，所需费用由收费公路经营者承担。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交通、水利、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三十三条 收费公路管理人员和收费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其所在单位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前省人民政府已批准设立的收费还贷公路，可以在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继续收费。



2000年9月22日
论财产权的双重性——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并存

姚俊 南昌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宪政的背景下，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基础的财产权需要保障。同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对财产权进行一些限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使整个社会整体的福祉得到满足。这就使得财产权具有双重属性，本文系统分析了财产权属性的两个方面，以期对财产权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财产权；属性；个人权利；社会义务

我国 2004 年修订后的《宪法》第 10 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 13 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对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这一规定，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界定了政府公共权力的范围。同时，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如今，“无补偿即无征用”已经成为国家限制财产权制度的重要立法和执法理念。要征用又要补偿是由财产权的属性决定的。
一、财产权——个人权利的核心
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指的是一种个人权利，即公民对其财产可自由拥有（即排他性的和永久性的控制）、使用、管理（决定由谁使用以及怎样使用财产）、收益（从个人使用或他人使用中获得利益）或处分（包括转让、赠与、遗赠、消费、浪费、改变以及销毁等）。 人们对财产的排他性的和永久性的控制既反映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实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宪法上的财产权和民法上的财产权是有区别的。宪法中的财产权乃属于宪法上的一种基本权利，与宪法上的其他权利一样，均是公民针对国家而享有的一种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为国家权力所不能不法侵害的一种权利，直接的反映了公民与国家权利之间在宪法秩序中的关系；而民法上的财产权主要属于公民对抗公民、或私人对抗私人的一种权利，由此形成了作为平等主体的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权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不论我们就自然理性来说，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财产权的思想源头在自然法思想中可以找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始终充斥着财产权保护的斗争。随着近代国家的产生，封建历史的终结，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开始分离，分别归属于国家和个人。特别是经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得以确立。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把财产权宣称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被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宪章》,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自由和财产的保障：“未经全国公意许可，国王不得征收任何免役税和贡金”，“凡自由民 ,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者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 ,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是 17、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强调财产权是公民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 ,或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允许国家权力的任何侵犯。
财产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利，它与经济、政治以及个人发展都具有密切联系，应当成为宪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
1、在经济方面，财产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经济要繁荣，就必须对财产权进行保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财富的拥有和积累，没有明确的财富归属关系，任何人也就没有积极性去充分的利用它或防止被侵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以后 ,财富与个人之间才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 ,这种具体明确的归属关系 ,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为社会进步和财富积累带来了自发的不息的动力 ,也带来了国家和法律对这种财富归属关系的确认和保护的责任和权力 ,从而使财富在法律上变成了财产 ,财富归属关系变成了法律上的财产权。 只有这样，才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公民具有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抗衡的物质基础。
2、从财产权与政治的关系来讲，财产权是公民享有自由，免受国家任意干涉的必要条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写道：当财富为众多的所有者所分享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各个所有者就难以对特定的个人的命运和自由进行独断性的决定，为此，从比较政治的观点而言，个人的经济自由得到广泛保障的国家，一般也存在相对广泛的政治自由。 宪法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一方面保护了市民社会形成壮大的物质条件，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来自公共权力对人民财产权的侵害；另一方面，也有益于保护公共财产，使公共财产更加充分有效地为公民谋福利。
3、财产权是个人权利的基础，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如果财产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公民个人的其他权利也就丧失了实现的物质基础。当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个人不仅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更不可能产生通过自己生产性的劳动来创造新的财富的动机，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将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没有财产权作为依托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只是空洞的权利和自由，不仅个人的生存失去了动力和条件，而且个人的自由也失去了保障。 可以说，没有财产权的充分有效的保障，个人的自我发展、人格健全就很难得以实现，文明社会的状态就迟迟不能进入。
另外，从政府的产生、职责来看，财产权是公民的极其重要的始源性的个人权利。创制政府的行为决不是一项契约，而只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 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共福利。 人民在自然状态种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权利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对财产权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们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因此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可见，政府的唯一的目的在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其存在的唯一的合理性基础乃是为公众福利。
财产权的保障有其历史渊源，对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为增进公共福祉的。各国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都有明确规定，但也同时规定财产权的行使范围，对财产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二、财产权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
个人对其所有之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自由，“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便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这成为财产个人主义、所有权绝对思想的基石。财产权在一般的意义上指的是政府不得任意侵犯私人对自己拥有的财产的自由支配，但这样的财产权因保障了既得权利而与社会权背道而驰，因为有效实现社会权利是需要对财富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因此，财产权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指财产权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财产权。 这种定义可以从西方早期的启蒙思想中获得佐证。比如说：集体的每个成员，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集体。 社会契约使民主政治法治化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是天赋人权的逻辑发展。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是建立在自由合意的契约这一观念基础之上的。其要义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在自然法的指引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就某些自然权利的交换达成其协议，并依据协议建立国家，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而得到一种确定的社会秩序以保护自己的天赋人权。 可见，财产权保障产生之初就已伴随着对财产权的限制，具有相对性。要求每个人在主张自己的财产权时，同时应尊重别人的财产，还得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
个人的权利自由被放大到已经严重影响人们权利行使和社会经济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贫富分化的悬殊、市场机制的失灵、社会矛盾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和干预不可避免。福利国、行政国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绝对的财产权理论更是显现出难以克服的弊端。
进入20世纪之后，许多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或多或少地采行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式，企图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相对限制私人财产权，强调公共福利，从而实现了从近代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 不仅国家的积极行动改变着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定理，而且学术界也开始对过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学说进行了反思，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
19世纪末德国学者耶林倡导的所有权义务论、法国宪法学者狄冀倡导的社会连带主义就是其中代表。所有权义务论亦称为所有权社会化理念，耶林在其名作《论法律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仅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亦应当成为社会的利益。人们的所有权之所以受到他人的尊重，是因为它具有有益于社会的机能。狄冀认为，人在社会中生存，它永远并只能和其他同类一起在社会中生存；人类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实体，绝不是人类意愿的产物，因而所有人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人类群体的一部分。人们虽然各有所需，但此种需要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满足，而只能通过共同生活才能获得满足。由此可知，“人”，一方面是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由于其是独立的个人，所以有其独立的特殊性；由于其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故又具有社会连带性。耶林的所有权义务论和狄冀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将财产权视为个人自由的基础和限制政府权力手段的神话，使人们认识到财产权不过是与其他权利无甚区别的法律权利，并非公民自治的渊源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这些理论的提出和探析不仅为我们认识财产权社会化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为财产权形态的这种转变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与上述理论相联系 ,宪法对公民的财产权由绝对保护转向相对保护。以保障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 ,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的。
财产权利观的这种剧烈变化直接反映到了宪法条文之上。自 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以来各国宪法都抛弃了私人财产权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理念，转而倡导对私人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如魏玛宪法第 153 条第 1 款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其内容及限制，由法律规定之”；第 3 款规定：“财产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战后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之内容，应由法律规定以期适合于公共福利”。法国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其第9段规定：“一切的财产、一切的企业的收益，都具有国家的公共义务和事实上的独占的性质••••••”
特别是二战后各国宪法的发展更加体现了财产权利观的变化，对私有财产给予了更多的限制或课以更多的义务。从各国宪法规定来看，在现代社会国家里，私人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受到以下一些限制：第一，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即财产所有人有使用其财产的义务，否则得由有使用能力之人使用其财产。第二，财产权的内容和范围“由法律规定”，即有关财产权在一般状态下的边界，由立法机关在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内通过具体的立法来创设。第三，在一定条件下，国家行为可依照一定程序直接限制乃至剥夺私人财产权，如各国宪法中规定的征收、征用、国有化、没收、财产刑等。当代各国普遍存在一种“私法公法化”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所有权的行使日益受公法的限制”。
因此，当财产权神圣、绝对的神话被打破时，宪法便赋予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征用的权力。基于这种宪法授权，无论财产所有者是否愿意，政府均可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强制取得私人之财产。这样，政府基于社会公益的需要享有的征收权构成了对个人财产权的实质性的制约，反过来为了保护个人财产权，宪法又对政府的这种征收设置种种限制。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认过政府的征收权，重要的是征收的法律限制。 因为这种限制是在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理念下和财产权社会化的背景下所必须的。
从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知道，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公民个人权利的核心、基础，要保障公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 ，国家必须对公民的财产权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尊重。同时，由于财产权的社会性被法律所确认，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义务，必须为实现为公共福祉作出应有的牺牲，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正如学者张千帆所说：财产权的概念包含了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素。财产权的内涵，应从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这对矛盾的协调中来把握，应从限制国家干涉财产权的角度来把握。财产权中的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与协调，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的财产征收或征用制度上。
三、结语
一方面肯定私人的财产权，另一方面强调其社会性，这是现代宪法财产权制度的特色。财产权的保护是宪政建设的一个支撑点，历史表明，侵害财产权的最大危险源于公共权力的滥用。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或限制人民财产权的主要手段，因此保障公民财产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征收进行严格限制，并且以公平的补偿作为实施征收的前提条件。
在宪政背景下，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基础的财产权需要保障。同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对财产权进行一些限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使整个社会整体的福祉得到满足。公民个人也是社会整体中的一员，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社会性。因此，保障财产权与为实现公共利益限制财产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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