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外交部办公厅《关于＜对各地外事处在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的指示》的函
1955年3月9日，最高法院

函
兹将外交部办公厅发办欧（55）字第165／181号关于“对各地外事处在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的指示暨附件转发你院一份，以供处理此类问题时参考。

附：外交部1955年3月1日发办欧（55）字第165／181号关于《对各地外事处在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的指示
各地外事处（组）：
为便于各地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中的具体问题，我部研究了你们提出的有关问题，经商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后，根据1954年6月政务院批准的“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拟订了“对各地外事处在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现将此文件发送你们一份，供你们处理问题时参考。
对各地外事处在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
甲、具体问题
一、上海外事处
（一）遗产
外侨遗产之动产绝产保管方式？可否变价保管？期限及以后如何处理？〔答案见处理原则“六”“七”项，问题答复一、（3）〕
（二）继承人
外侨在中国娶有中国籍妻子并生有子女，同时在国外亦有妻室儿女，其死后在中国之遗产，国外子女是否有权继承。反之，在国外之遗产，在中国之子女是否有权继承？〔见问题答复二、（2）〕
（三）遗嘱
1．如外侨立有遗嘱，何种方式的遗嘱方为有效？适用属人法、法院地法抑我国法？是否可在与我法令不抵触下及无纠纷情况下，听由遗嘱继承人处理遗产？（见处理原则“三”“四”“七”项）。
2．外侨向我法院申请认证其遗嘱等，我法院应否受理？（见处理原则“五”项）
（四）遗产代理
继承人在国外，如委托代理人申请继承，其委托书要具备何种手续方为有效？要否我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由继承人所在地之法院认证即可？我法院如何认定继承人为合法？〔见问题答复三、（1）〕
（五）债权债务
外侨死亡后之债务问题（见问题答复四）
（六）处理外人在华遗产时与驻华使领馆的关系
1．与我有交国侨民死亡后，要否主动通知该国领事馆或使馆？抑分别对待？即凡属兄弟国家之侨民则主动通知，非兄弟国家之侨民除钧部同意者以外不主动通知？〔见问题答复五、（1）〕
2．法院清点遗产时要否通知领事馆人员到场？如要，此系出于互惠关系抑系领事馆之职权所在？清点后，清单要否使领馆人员签署？清单应否转交使领馆？〔见问题答复五、（2）〕
（七）遗产执管证书
1．外侨向法院申请发还遗产执管证，我应否发给？即一般可以发给，对不动产（房产）之继承则不发（见问题答复六）
2．合法继承人因土地不能继承或非配偶与直系亲属不能继承房屋，要求给予书面证明，能否发给？（见问题答复六）
（八）遗产公告继承
遗产公告问题：拟采用两种办法：（一）遗产较大者登报公告；（二）遗产为数不大者分别在法院门口及死者住所门口公告之，是否妥当？（见问题答复七）
（九）遗产案件处理
1．外侨死亡后对其在华遗产，我要否主动去管？抑凡向我法院或公安局等机关申请者或死者拥有不动产者则管，不向法院或公安局等机关申请者或死者无不动产则不管？是否大小一并受理或主动去管？〔见问题答复八、（1）〕
2．外人遗产案是否要逐案报部请示？〔见问题答复八、（2）〕
二、北京外事处
（一）遗产
未建交国侨民绝产由我们法院保管之期限应有多长？该侨如无亲友办理善后，则我政府代其所用掩埋费可否以此等动产之一部或全部抵补〔见问题答复一、（3）（4）〕
（二）继承人
如不动产所有人将其产业遗赠其非直系外籍亲友，不遗赠其直系亲属，或将其一部分遗赠其直系亲属，其余悉遗赠其非直系外籍亲友，我们对其遗赠应采如何态度？（见处理原则“三”“四”项）
三、天津外事处
（一）遗产
1．不准继承受让之股票范围如何？外商房地产公司股票目前不准转移，公用事业股票是否亦应不准转移？此外不记名股票之转移与继承无法控制，可否不予过问〔见问题答复一、（1）〕
2．外侨遗产物动产中之文物古董如何处理？〔见问题答复一、（2）〕
3．未建交国侨民之动产绝产经法院保管者，在何种情形下方可进一步从产权上加以处理？或者长期保管下去，不能处理？由法院保管之动产绝产，由于实物保管困难，是否可以作价保管？〔见问题答复一、（3）〕
4．动产继承的处理原则是“按所有人国法处理，但必需在互惠的原则下，即对方国家亦承认此项原则”。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在已建交国及未建交国中，哪些是承认此项原则，哪些是不承认此项原则的？在未建交国中从法律上及实际执行中承认此项原则是否普遍？〔见问题答复一、（5）〕
（二）遗产代理
外侨遗产动产只要死者有代理人（生前委托之代理人）或“遗嘱执行人”等，法院在认可其“代理”后，对于其如何处理以及继承人权利等问题是否即可不必过问，亦无需通知其使领馆？〔见问题答复三、（2）〕
（三）处理遗产时与驻华使领馆的关系
1．国内外均有继承人者，对国外继承人我们有无通知其使领馆转知申请继承的义务？〔见问题答复五、（3）〕
2．如国外继承人与死者不同国籍，在应通知继承的情况下，自当通知继承人所属国使领馆，如国外继承人国籍不详（或我们不能肯定），应如何处理？〔见问题答复五、（3）〕
3．通知使领馆时应口头通知抑书面通知，何者为宜？应统一办理或应根据具体情况用不同方式？〔见问题答复五、（3）〕
（四）遗产执管证书
外侨遗产土地部分由我收回，但此系内部原则，若由法院用文字注明似不妥当。我处意见：法院对申请继承者仅证明其继承身份，不涉及继承物及继承物之产权问题，遗产之土地部分由房地产管理局口头宣布办理。是否妥当？（见问题答复六）
（五）遗产案件处理
国内外均有继承人者，在国外继承人未申请继承以前，是否应由法院责成在当地之继承人对全部动产估值申报查验？如当地继承人并不立即向法院申请继承而私自窃据全部动产，我是否应予干涉，由那一机关出面干涉？〔见问题答复八、（1）〕
四、哈尔滨外事处
1．外侨动产绝产是否亦按不动产绝产之原则处理？（见处理原则“六”“七”项）
2．苏联领事馆问：处理外侨遗产之新规定是否适用于苏侨？（见处理原则“七”“九”项）
3．苏联领事馆问：关于处理外侨绝产和遗产继承之新规定从何时开始实行有效，是否有时效？（见处理原则“八”“九”项）
五、旅大外事处
1．关于外侨遗产（特别是房产问题）之处理有很多内部规定，但均不能对外公布。外侨提出异议，询问时，受理部门因无法令根据不便答复，我处与苏领事馆联系亦不易取得谅解。在执行中即有困难（见处理原则“九”项）
2．法院在判决书中曾引用外交部关于处理外侨遗产之原则以为根据。（见处理原则“九”项）
六、内蒙外事处
1．根据部示精神与苏联领事馆交换意见时彼答称尚待请示，至今亦未表示完全同意，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仅答这一问题可按你们所谈办法执行。虽部曾批复“苏驻满领事馆如表示异议可告以经苏联大使馆向外交部提出”，但我处在遇到此情况下尚不能肯定执行。今后如遇此种情况，究如何处理？（见处理原则“七”项）
2．绝产处理的溯及年代问题（见处理原则“八”项）
七、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
外交部指示应自公布实施之日起生效，但对公布实施日以前的外侨不动产问题，是否也按指示加以限制？（见处理原则“八”“九”项）
乙、问题答复
（一）遗产
1．外人在华遗产中之外资企业及外商房地产公司股票均可继承，但对我内部规定不准转移之股票可在继承人办理转移手续时由工商局加以限制。
2．外人在华遗产中文物古董可准继承。
3．外人在华所遗动产在公告继承期间由法院代为保管，不易保管之物可变价保管。公告期满无人申请即视为绝产可径收归公有。特殊情况按“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七”项处理。
4．外人死后无亲友办理善后，我代其所用殡葬费可以其在华遗产之一部或全部抵偿。但费用单据需妥为保存。如其在华遗产不足偿付殡葬费时可由我救济机关补助。
5．苏联曾将华侨在苏所遗动产绝产交我使领馆处理，因此对苏侨在华所遗动产可按“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七”项处理。
（二）继承人
1．合法继承人与死者不同国籍可准继承其在华遗产。
2．外人在中国与外国均有妻室子女者，其在华遗产由双方共同享有；无遗嘱者如遗产不多其在华妻室子女可优先继承，遗产数量大，情况复杂者报部处理。
（三）遗产代理
1．外人在华遗产继承人在国外者准由被继承人或继承人本国驻华使领馆或在华亲友代该继承人申请继承，但必须办理正式委托代理手续，其委托书须经我驻该国（未建交国人经我驻建交国）使领馆或国内外事处认证。
2．外人在华财产如委托有代理人，其死后，我对该代理人之代理权不予承认。对外人在华遗产信托人、遗产管理人及长期遗嘱执行人不予承认。
（四）债权债务
外人在华债权可由其继承人继承。其在华债务：所欠公款，如捐税、水电费、工资等可优先由我法院自其在华遗产中扣除；一般私人债务由继承人自行解决，但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仅在后者遗产实际价值内负责。
（五）处理外人在华死亡及遗产问题时与驻华使领馆之关系
1．建交国人在华死亡一般不必通知其驻华使领馆；如有特殊情况，必须通知其使领馆者，可于征得各地外事处同意后为之。
2．建交国人在华遗产由其驻华使领馆代为申请继承或在互惠原则下其动产绝产由其驻华使领馆接受者，必要时清点通知该使领馆派员参加；清单请其签署，副本交其保存。否则处理外人在华遗产时均不必通知驻华使领馆参加，其主动要求者可准参加。
3．外人在华遗产国外继承人一般不必由我设法通知，公告继承即可。必要时建交国人可由我通知被继承人驻华使领馆转告。
通知使领馆方式：口头书面均可；通知使馆由外交部出面，通知领事馆由外事处出面。
（六）遗产执管通知
确认外人在华遗产续承人之继承权后可发给准许继承之通知，该通知不必列举遗产具体内容只须列明继承人与应继份，土地部分注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非合法继承人不能继承遗产，要求发给证明时应不发。
（七）遗产公告继承
一般均应登报公告，登报费用如该遗产有继承人可由其偿付，如无，以该遗产之一部或全部抵偿。遗产价值甚小者可分别在死者住所门口及法院门口公告之。
（八）遗产案件处理
1．外人在华遗产案我均须主动处理。
2．一般遗产案可根据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处理，不必逐案报部，但需定期总结报部。
特殊问题及重大问题报部处理。


浅谈逮捕条件及慎用逮捕权

李广洲 王利军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对危险性要件认识淡漠。羁押成为一种基本原则，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性措施却成为例外。这表现在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时，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中只罗列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而根本不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也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逮捕的必要性，“有罪逮捕即不错”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人的一般心态。以某基层检察院为例，2005年侦查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案件147件250人，批准逮捕130件208人，批准逮捕率达到88.5%，批捕后的案件经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起诉3件3人，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26件36人，判处管制的10件10人，单处罚金的2件2人。不起诉、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起诉案件的31.5%。这种“前捕后放”的现象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暴露出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的运用上控制过严，与法院判决不接轨，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究其原因，除了“严打”的刑事政策、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落后的司法理念外，刑事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也有很大关系。因此本文拟在论述逮捕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和谨慎适用逮捕权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应有的关注，并期望人们能藉此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逮捕的价值追求
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任何一种制度都体现了制度设计者追求的价值取向，逮逋制度也不例外。有人主张逮捕除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外，还有实际的惩罚作用，又称为逮捕的先予惩罚性。这种观点认为，通过逮捕，对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它与对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并无差异，而且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后羁押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因此，逮捕具有惩罚性。笔者认为逮捕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防止其相互串供、毁灭证据、伪造证据，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的严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对人至关重要。自由体现着除了生命以外的全部权利，人一旦失去了自由，他的尊严、名誉、价值、事业、家庭及至健康等一系列权利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二是羁押期限很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为二个月，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的羁押期限可长达五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羁押期限可以长达七个月。此外，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逮捕具有风险性，所谓逮捕的风险性是指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批捕后的事实、证据发生变化，被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被法院宣告无罪，从而发生错捕现象。逮捕的风险性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的证据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其证明标准低于起诉与定罪标准。二、逮捕处于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初期，因此，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据往往不充分、不全面，许多案件事实和证据有待于捕后的侦查阶段去查清、去获取。审查逮捕阶段难以预见捕后的法律、司法解释、事实和证据将要发生的变化。三、在批准逮捕阶段，由于诉讼尚未充分展开，没有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与辩论，检察官难以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
鉴于逮捕的目的及其严厉性与风险性，应当特别注重人权保障，我国逮捕制度的谦抑原则也要求尽可能的不适用逮捕，尽可能的少捕，以减少关押，降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的限制程度来最大限度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先要考虑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人权保障与保护社会利益都应当成为设计逮捕制度的价值追求，切实保障人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往往视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状况作为衡量一国整体人权保障水平之重要指标，所以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更具有特殊意义。随着民主的不断推进，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日益加强，因此重视人权保障，在人权领域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势在必行。
二、逮捕的刑罚条件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逮捕条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当然没有逮捕的必要，因此也构成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的证据条件，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十分重视，我国学者也做了许多精辟的阐述，笔者不再赘述。“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可能”的涵义，操作性不强，因此司法实务部门对些条件基本上不考虑，导致逮捕的刑罚条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对于保障人权与防止滥用逮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根据人权保障优先，兼顾保护社会利益的价值追求，对逮捕的刑罚条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界定：
1、这里的刑罚指法院将要判处的宣告刑，而不是立法上的法定刑，其理由是：宣告刑考虑到了从重从轻等量刑情节，考虑到了数罪并罚，也考虑到了犯罪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以及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与法定刑相比，宣告刑对犯罪行为的评价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刑法分则设置的最低法定刑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的法定刑为处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指法定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设置纯属多余，因为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均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中的可能，是指由于批准逮捕后证据的变化、法律的修改，由于法官与检察官的角色和任务不同而导致认识不完全一致，使得批准逮捕时检察官认为应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法院的判决为徒刑以下刑罚，但对批捕的检察官而言，根据批准逮捕时的证据和案情，他应当内心确信对犯罪嫌疑人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3、检察官对刑罚做出判断时，要考虑法院先前对相同或者类似案例的判决。法院的判决经历了完整的诉讼程序，建立在控辩双方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且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因此，法院先前对相同或者类似案例的判决对检察官做量刑判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对慎用逮捕权的构想
司法实践中，片面追求批捕率这一现象，与逮捕的价值追求和逮捕制度的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笔者以为，短时期内要彻底扭转这一现象不太现实，但从长远看，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1、高素质的警官和高素质的检察官。其中检察官的高素质尤为重要。因为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程度、本人的一贯表现、可能判处的刑罚等等多方面给予正确的判断，才能确定。警官如果素质高，判断准确，就会直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措施，而不将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检察官是审查批捕的，是关键性的环节，只有高素质的检察官才能把好这个关，并起到对侦查机关的正确导向作用，否则检察官对提请的不必要逮捕的人也批准了逮捕，就会起到相反的导向作用，象现在的司法实践一样。
2、改革现有的刑事制度。一是要放宽不必要逮捕的审批。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批较宽泛，而对不必要逮捕的审批却规定得特别严格。从而导致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的思想中缺乏不必要逮捕的概念，只要是犯罪嫌疑人，除了法律严格规定不能逮捕的外，都无一例外地提请批捕。而审查批捕的检察官也同样是如此，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是简单的，而在审查不必要逮捕而不批捕时，其程序是复杂的，而且还会遭到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的复议申请。还要冒着不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发生社会危险的风险。从而使不必要逮捕的理念难以扎根于司法人员。二是检察机关对不必要逮捕的情形应规定严格的监督制度，包括对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凡认定为不必要逮捕的，应坚决地不批捕；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必要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如果公安机关将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为不构成犯罪的人而不移送起诉，首先是违法的，因为不必要逮捕的人，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移送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