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定群体的伤害行为是否亦定寻衅滋事罪

作者：郭旭强、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2004年12月28日19时30分许，被告人冯某某因琐事和某食品公司的保安员发生争执并被打，后冯某某找到被告人魏某某等人，欲寻机报复。12月29日11时许，被告人魏某某找到吴某，让吴某电话与其父（个体经营刀具）联系后，魏某某找到吴某的父亲购买了5把长约六七十厘米长的砍刀（因魏某某乘吴某某的车，刀一直放在吴某某车上）。当晚冯某某在一饭店请魏某某、张某、王某（在逃）、邓某某等人吃饭，其间又将吴某某约到饭店，吃饭时一起预谋报复食品公司的保安员，确定由张某、王某、邓某某三人乘吴某某车持刀去砍保安员，其他人坐在另一辆车上等候。当晚21时许，吴某某向饭店服务员要了一张报纸将汽车牌号挡住，之后魏某某、张某、邓某某、王某乘坐吴某某驾驶的夏利车，其余人乘坐另一辆车前往食品公司。在离食品公司500米左右的地方，按照分工一辆车就地等候，而吴某某驾车在食品公司门口公路对面停下，魏某某、张某、邓某某、王某分别持砍刀下车后，适逢食品公司保安员潘某某（男，18岁，山东省人）等人外出用餐返回公司先后至该公司门口，被告人王某、张某、邓某某相继持砍刀跑过去，王某持刀将刚走到公司门口附近的保安员潘某某从背后砍倒在地，被告人张某看到被王某砍伤的潘某某跑几步摔倒，又持砍刀追上去往潘某某身上砍了两刀（构成重伤）。王某在往回跑时又砍了龚某某（该公司职工）后背一刀，虽未致伤，但造成龚的棉服被砍坏，邓某某因被过往汽车阻挡，自称其跑到大门口时王某、张某已砍完人向外跑，其未砍到人。之后 魏某某、张某、王某、邓某某上了吴某某驾驶的车逃离现场。
二、分歧意见
在本案的案件定性上存在着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理由是：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故意系为了给冯某某出气而报复性伤害他人，从这点看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但其伤害的对象（即犯罪对象）是食品公司的保安员这个群体，而并非某个人，且犯罪地点是在食品公司大门口，其具有逞强争霸、寻求报复的犯罪动机，因而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主客观要件，扰乱了公共秩序，故应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分别构成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理由是：本案中的几名被告人虽是为了报复在公共场所实施了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但却导致了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我国《刑法》第293条第1款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中的“情节恶劣”是指致人轻伤以下的危害后果，如果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则应对该案的主犯和直接实施伤害行为的人定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而对其余从犯则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本案的数名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故意就是为了给朋友出气而报复性伤人，尽管其在商量具体怎么砍人时，没有特指去砍哪一个人，但是去砍食品公司的保安员这个特定的群体却是很明确的，并且为了实施报复砍人计划，进行了行动准备（提前购买了砍刀）和预谋，因而其有明确的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且其实施了具体砍人行为，将被害人潘某某砍成重伤，故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了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认定本案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非寻衅滋事罪或分别情况构成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必须澄清三个问题：
（一）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寻衅滋事罪客观方面行为方式之一的“随意殴打他人”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行为方式有相似之处，都是对他人人身进行打击。在司法实践中，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区别除了所侵犯的客体不同之外，还有以下两点：
1、在主观方面，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具有流氓的动机，并在此动机的支配下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以达到满足精神空虚的犯罪目的，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无此动机和目的。寻衅滋事罪的动机和目的是本罪与相关犯罪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区分的关键。
2、在客观方面，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随意殴打他人的起因往往是因为小事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行为人是为了寻求精神刺激而无事生非，即使行为人是在“寻衅”——以某种不成立的理由为借口殴打他人，在殴打他人的过程中，从行为人所采用的手段、器物、击打的部位来看，无明显的伤害他人健康，造成他人伤害或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迹象；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从行为人的手段上较为明显的反映出其具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故意。也就是说，寻衅滋事罪的“随意殴打他人”在起因上、对象上、殴打的手段上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无此随意性。
就本案而言，案发的起因是被告人冯某某在案发的前一天因故和食品公司的保安员发生争执并被该公司的保安殴打，冯某某为了“出气和报复”，才纠集了魏某某等人，商量如何去报复。也就是说，本案的几名被告人并非无事生非、随意滋事，而是有“正当借口的”。就被告人的主观目的而言，也不是为了寻求精神刺激而无事生非，本案中，被告人魏某某、冯某某等为了报复他人，曾专门在一起就此事在饭店吃饭时进行商量，最终确定由张某、王某、邓某某乘吴某某车持刀去砍保安员，其他人坐在另一辆车上等候。为了实施他们报复砍人的计划，魏某某还特意去购买了4把砍刀，由此可见，本案被告人的主观目的就是要去报复砍人、故意伤害，而非随意滋事，寻求精神刺激，尽管他们商定的是去砍食品公司的“保安员”这个特定的群体，而非具体的某一个人。客观方面，几名被告人确实按他们预先商量的，由邓某某、张某、王某出面，用砍刀砍伤了保安员潘某某等人，并致其重伤的后果，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由此我们从主客观要件上来分析，不难看出本案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故意伤害而非寻衅滋事。
（二）寻衅滋事过程中致他人重伤或死亡应如何处理
如果说被告人的主观目的就是随意滋事，满足其逞强争霸的精神刺激，而去“随意殴打他人”，那么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行为如果致人重伤、死亡，又该如何定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一罪论处。在刑法理论上，这种情况被称为想象竞合犯，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行为，却触犯了两个罪名，此时对行为人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首先，这种情况仍为一罪，并非数罪。根据我国刑法理论通说，罪数判断标准是犯罪构成标准说，即确定或区分犯罪数之单复的标准，应是犯罪构成的个数，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具备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根据犯罪构成标准说，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行为，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情况，因为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只具备一个犯罪构成，也就当然只应以一罪论处；其次，将这种情况以数罪论处，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实际上对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进行了两次评价，既将其评价为寻衅滋事罪，又将其评价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既然寻衅滋事罪不能包括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又不能以数罪并罚，故只能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一罪来定罪处罚。
（三）两人以上寻衅滋事共同随意殴打他人致人重伤、死亡应如何处理
寻衅滋事行为致人重伤、死亡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一罪论处的结论，还引起另一个问题：在两人以上寻衅滋事共同随意殴打他人的场合，如果发生了重伤、死亡的后果，是对所有的共同犯罪人都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还是只对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的一人或者数人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其他人仍定寻衅滋事罪？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刑法理论上对共同犯罪范围的争论。对此问题，一是要具体考察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是否包含伤害他人、杀死他人的故意内容，二是具体考察其他行为人的行为与重伤、死亡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具备，就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否则，仍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就本案而言，因为案件的性质就是故意伤害罪，因此就没必要去逐一分析几名被告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构成寻衅滋事罪还是故意伤害罪，而只需要去考量几名被告人是否参与和实施了此起故意伤害行为，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魏某某在此案应系主谋，日常这些人在一起时都听魏某某的，冯某某与食品公司的保安员发生矛盾后，找魏某某出面为其做主出气，魏不仅购置刀具，而且策划和组织了这次报复伤人，尽管其没有亲自持刀去砍人；冯某某在此案中也应系主谋之一，为报复食品公司的保安员，冯请本案的其他几位同案犯吃饭，并积极主张用刀砍人；张某、邓某某参与了报复食品公司保安的策划，并分工持刀去砍人，也具体实施了砍人的行为。但邓某某自称未砍到人，亦没有证据证实邓某某砍了人。由上，被告人魏某某、冯某某、张某、邓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共同犯罪，应该没有什么异议。而被告人吴某某在本案中曾驾车与魏某某一起去买刀，又将刀放其车上，冯某某为报复食品公司保安员请人吃饭并商量如何实施报复时其始终在场，且用报纸将汽车牌号挡住，又开车将负责用刀砍人的王某等人送到现场，砍完人后又开车帮助这些人逃离现场。其行为已经反映出吴某某明知魏某某等人要用他的车去报复砍人却没有予以阻止或者拒绝，仍然开车帮助他们实施了报复伤人的计划，其行为也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只不过在此起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而已。但本案的另外一名被告人吴某并未参与魏某某等人预谋和实施持刀致人重伤的犯罪行为，因此其不构成犯罪。
四、处理结果
经审查，我院以魏某某、冯某某、张某犯故意伤害罪、邓某某、吴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向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并依此作出了判决。另外一名被告人吴某，其行为在本起案件中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对其做了撤案处理。





再论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之区别

左志平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工业化发展， 职业伤害非常严重。劳动者因职业造成人身伤害引起各国的重视，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但各国立法不一，其救济的途径、方式也不相同。但从现有的立法看，主流的救济途径是不区分工伤与雇佣，以工伤保险来保障劳动者职业伤害的救济。随着我国工业发展进程的很快，职业伤害赔偿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因立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尚没有健全，职业伤害赔偿通过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定获得救济：即依照民法雇佣损害赔偿的规定，依照劳动法工伤保险规定。这两种途径的法律性质不同，其赔偿的条件、标准等也不相同。因我国法律法规对两者规定较为模糊，又难以区别，实践中常出现混淆工伤与雇佣的问题。笔者根据相关的理论，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案例，浅述一点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工伤 雇佣 损害赔偿 区别
在古罗马法中就有雇佣契约这一法学概念，它被列入租赁契约之中。自工业革命以来，雇佣契约中逐渐分化出劳动契约这一独特的契约类型。近代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劳动契约，以国家公权强制规定，劳动法研究和发展十分迅速，其目的是确保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利益，以注重个人的生存权作为其价值取向，使劳动法的属性由私法渐而转变为社会法。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 ，劳动用工主体和雇佣关系非常复杂。由于我国劳动立法滞后，成文法中雇佣契约这一规定，这两类纠纷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市场调节的主导作用，营利性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主体，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惜降低预防成本，致使社会成本加大，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问题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这两类纠纷时处理很难把握。劳动契约是从雇佣契约中分化而来，它们之间有近亲的渊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就所学的浅薄理论和细微的实践经验，对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问题作一浅论。
一、 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之比较
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其母体分别是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该两者是母体中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在论及两者区别之前，有必要先对两者的母体作一简要分析。劳动契约，我国台湾“劳动契约法”第一条规定：“劳动契约是当事人一方对他方存在从属的关系，提供其职业上的劳动力，而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我国劳动法将其规定为：“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目前，国内外法学理论界对劳动契约的性质存在四种观点：①是身份契约说。此说认为劳动力的给付与受领并非单纯的债务契约，尤其从劳动地位的取得来看，其身份性更加明显。因而不乏有学者认为劳动契约系一种“身份从属性”契约，主张虽然在理论上雇佣人与劳动者地位平等，但与其将劳动力的提供视为商品的买卖，不如将劳动关系视为身份的从属关系，从而使劳工受到较多的保护。②是租赁契约说。此说认为将劳动关系视为买卖关系不妥当，而宜将之作为祖率关系对待，而其中的租赁物即劳动力，劳动力在契约关系消灭后即可恢复。此说与罗马时代的租赁说较为相似。罗马社会中，自由人的劳动关系已经脱离了不自由劳动时代而踏入自由契约时代，即自由人为其他自由人使用时，不再以债奴或自己出借的方式为之，而是将自己的劳动出租给对方，于是成立劳动租赁契约。劳动关系在十九世纪仍被当作物之租赁的一种下位类型、特殊类型，其内容多准用物之租赁契约的规定。这种法律处理方式对受害者的有利之处在于不会随时产生各种未规定的附随义务，但也使雇主一方在刑法的禁止、限制规定外，可以任意支配处分其所购得的劳动力，使得老务租赁违背人格平等的基本理念，显取不足。③是劳动加工说。此说适用民法物权加工的法理，认为劳动力在主物上加工后仍为雇主所有，但雇主应给付报酬。这种理论对说明劳动关系的本质毫无作用。④是特种契约说。此说认为劳动契约是民法中所有典型契约以外的一种，已形成独立契约。特种契约说已经成为目前的通说。笔者赞同这一说学。理由是，劳动契约是民法中所有典型契约以外的一种，已形成一种独立的契约，它符合劳动契约的特征，特种契约说较之与其他说学更具合理性。劳动契约中当事人主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他们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该关系的性质实质上为人格上的从属关系，因为劳动契约缔结时，劳工在劳动契约所形成的关系中并非自由独立自主。双方除劳动力与工资二者交换外，还包括当事人间产生的范围极其广泛的附随义务，如缔约过程中及缔约履行中的预防义务、资讯提供义务、谨慎义务、保护义务等。
雇佣契约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限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雇佣契约是契约关系，双方当事人为雇佣人和受雇人。具有强烈的人身性，雇佣契约适用民法的总则和分则。雇佣契约为双务有偿契约，是诺成、不要式契约。雇佣契约体现的是当事人缔结契约时自由独立自主的合意，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具有有偿性、继续性的特点 。其目的在于给付劳务，以劳务本身为标的，不对劳务产生的结果负责。
根据两者概念的阐述，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主要有以下联系与区别。
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的联系是：①、都是私法上的合同。当事人地位平等，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虽然劳动契约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强行性规定，但合同内容所属私法上的法律关系。②、都以给付劳动为目的。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者依约向雇佣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而不在于实现雇佣人的预期利益。这是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不同的。在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中，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定作人、委托人的预期利益，承揽人、受托人给付劳务的义务仅是作为手段性义务或附随义务。③、都是继续性合同。作为给付劳务的合同，受雇人给付劳务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须在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同。④、都是双务有偿合同。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提供劳务，雇佣人必须依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均需付出代价。⑤都是诺成合同。这两类合同经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成立生效，而不以当事人一方的交付为成立要件。
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表面上所规范的对象在于劳务之提出与劳务之受领，但其有极大的不同。雇佣契约以雇佣人对劳务之“所有”及对劳动者之“支配”为中心，劳动契约则以提供劳务的劳动者其“人”为中心。其区别主要有：①、主体不同。这是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我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雇佣人，即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雇佣合同无限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自然人均可以作为雇佣主体。②形式不同。劳动合同必须订阅书面契约，我国《劳动法》第19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雇佣契约没有形式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是口头合同，雇佣合同为不要式合同。③、二者受国家干预的制度不同。雇佣契约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是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有很大的自主自由。而劳动契约，国家经常以强行法的形式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敢干预劳动合同的内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④、历史不同。雇佣合同自罗马法就存在，沿袭至今。而劳动合同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国家干预的结果。⑤、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雇佣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起诉。劳动合同发生争议，必须经仲裁才能向法院诉讼；⑥、适用的法律不同。劳动契约解决时适用劳动法的特别规定，劳动法另有规定才能适用民法规定，而雇佣合同解决时适用民法。
二、雇佣与工伤损害赔偿之简述
在比较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之后，就两者中的损害赔偿的概念及特征作一简述，有利于对其区别。工伤是劳动契约中的一个部分，是对在工作中造成损害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的一项内容，工伤亦称职业伤害，在理论上，人们将“工伤”界定为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生产劳动有关活动，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伤、残、亡或患职业疾病。实践中人们进一步把“工伤”简化为“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受到伤害”或更直接表述为“因工作受到伤害”。工伤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源于德国。该国1884年颁布的《事故保险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工业伤害而负伤、致残、死亡，无论过失或责任在何方，雇主均有义务赔偿劳动者的收入损失，伤残者均有权获得经济补偿。”该规定着眼于劳动者受到伤害来源于工作，并不排斥劳动者受到伤害仅限于自己的工作。这已成为各国工伤保险赔偿中普遍遵循的原则和制度。如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因工外出期间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项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均应当认定工伤等。工伤赔偿有四种模式：①、免除。即工伤保险取代侵权责任，是指雇员受到工伤后，只能请求工伤保险给付，而不能依侵权之规定，向加害人请求赔偿。这类模式国家有德、法等国，以德国最为典型。②、选择。是指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选择其一，此项制度从表面上看对受害雇员有利，赋予雇员充分的选择的自由。然而，从深层次分析，对雇员不利。因为侵权赔偿标准虽然较高，但须经过诉讼；工伤保险标准较低，大拿确实可靠。英国和其英联邦国家是这种模式。③、兼得。允许劳动者接受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救济，同时接受工伤保险给付“即获得双份利益”，这一模式充分保护了受害雇员的利益，但违背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违背了“不得获得意外收益”的基本原则。这一模式适用国为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现已停止使用。④、补充。指受害的劳动者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所受之损害。这一模式适用的国家为日本、北欧等国。我国工伤赔偿实质上是免除+补偿赔偿模式，因为我国工伤保险体系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不全，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不足。但是，从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来看，我国工伤工伤赔偿模式，又有新的变化，雇员在受到第三人伤害后，在请求向第三人的同时，又可向雇主请求工伤赔偿，即雇员工伤可获得双重赔偿，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上述的第三种兼得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与我国的实际不相符合，与实际也相脱节，违背《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目的。这种规定虽然充分保护了劳动者利益，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同时，也让受害者获得不当利益，解释对现有劳动法律和法规的冲击是巨大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认为，我国工伤赔偿应当根据我国实际，以免除+补偿赔偿模式较为合理。
工伤赔偿的原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适用无过错原则。即无论职业伤害的责任在于用人单位、他人还是自己，受害者都应得到必要的补偿；这种补偿是无条件的，即使劳动者个人有过错。实行“无责任补偿”，给予伤残者及时的物质帮助，是工伤保险法的首要准则。因为劳动者劳动环境的危险性，即人与机器相比总是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劳动者受到伤害是难免的；劳动者的危险来自于用人单位，即凡利用机器从事生产活动的用人单位都有可能对其劳动者造成的职业伤害；劳动者受到伤害都是非自愿的，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依据。同时实行无过错责任，把举证责任倒置给了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必须证明劳动者不在工作时间和范围内才能免责。其目的是使劳动者受到伤害能够及时获得救济。我国为劳动者工伤的赔偿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加以规定，并专门制定了《工伤保险条例》，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根据受伤的不同程度，给予相关的赔偿待遇。
雇佣损害损害赔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雇工执行职务致他人损害，一种是雇工执行职务自己受到损害。前者指雇员在雇主的指挥下，按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中致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后者是指雇员在雇主的指挥下，按照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中自己的人身受到损害。前者是雇佣中对外损害，后者是雇佣中的内部损害。前者为民事侵权法中一般侵权行为，后者为特殊侵权行为。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的是后者即雇员自身受到损害这一种。雇员损害赔偿原则，通说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其理论依据是：雇工的生产、劳动条件是由雇主提供，其操作规程是由雇主安排、指挥，劳动中的危险性是潜在的，雇工在生产中人身受到伤害是雇工自己并非自愿的，雇工的伤害应当由雇主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为了保护雇工的民事权益，能够及时获得救济，但是雇工在生产中有重大过失造成自己的伤害，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应适用过错责任，以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雇工故意造成损害的，雇主免责。这里的故意主要是故意破坏生产的行为。这里的重大过失主要是指明知有或可能预见有重大危险发生，而放任危险的发生。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造成第三人损害赔偿的原则，而没有规定雇员损害的赔偿适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为弥补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自身受到损害立法不足，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雇佣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并把雇员损害赔偿作为民事特殊侵权类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雇主举证证明其损害的发生是由不可抗力引起或由雇工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害，才可以免责。
但在现实生活中，雇员伤害常出现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的竟合问题。如雇员在乘座用人单位车辆下班和出差中，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赔偿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意见是雇员只能选择一项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即雇员要求工伤赔偿时，不能在请求损害赔偿，或雇员要求加害人赔偿时，不能要求用人单位给予工伤赔偿。采此观点者认为，无论是工伤还是雇佣损害，均为填补受害人的损失，是补偿性的，在受害人获得一项赔偿后，在要求另一项赔偿，将超过损失，与该两项赔偿的功能不相符，违背立法的目的。另一种意见是雇员可获得双重的赔偿。因为人身是无价的，虽然工伤与雇佣赔偿的目的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但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民法体现的权利中心原则，符合民事发展的趋向。《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竟合的双重赔偿，但黄松有副院长在答记者的提问时，明确了双重赔偿的精神。但双重赔偿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不同的意见，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笔者不作分析。
三、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区别之浅论
纵观上述论述的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工伤与雇工损害赔偿之内容，对工伤和雇佣关系及其损害的性质、原则等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根据前面的阐述及分析，我们可以从工伤与雇工损害赔偿的性质、适用法律、处理方式上看出两者的不同点。但劳动契约是从雇佣契约中分化而来，国内外通说将雇佣损害与劳动工伤作为同一性质来处理，或适用工伤保险赔偿，或适用侵权赔偿作为赔偿的补充。就我国目前劳动立法与雇佣关系理论与实践来看，区分明显。为此，笔者就我国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的区别作一浅论：
（一）、两者的义务主体不同。工伤赔偿的主体是限定性的。我国劳动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仅仅是企业和七人以上的个体经济组织两种。雇佣损害赔偿的主体，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仅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和合伙组织。这种规定显然与国外雇佣契约主体通论相违背，不利于对雇工的保护。笔者认为，雇佣损害赔偿的主体应从雇佣的法律关系来考察，不论合同上形成的雇佣关系，还是事实上的形成的雇佣关系，只要有雇佣关系存在，雇主无论是自然人、法人，个体经济组织，均可以作为赔偿义务主体。
（二）、构成条件不同。工伤的构成必须有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的，不可能有工伤。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劳动者在工作中受到伤害，被确认为因工伤害，才是工伤。因为工伤是劳动特别法对劳动者受到伤害的保护。而雇佣损害必须存在雇佣关系，如果没有雇佣关系，其损害赔偿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只能根据侵权的特征，确定其赔偿原则，如是一般侵权，还必须具有损害四要件才可能获得赔偿可能。
（三）成立要件不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了雇主对雇员伤害的无过错责任。在归责原则上与工伤责任相同。但工伤没有无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余地，即使受害人对工伤事故的发生有过失，甚至有重大过失，也可获得全部工伤保险给付。在雇佣损害赔偿中，如雇员自身有重大过失，可以适用过失相抵的原则，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
（四）、确定方式不同。工伤的认定有效和有资格的是劳动部门，劳动部门有权确定劳动者伤害是否是是工伤，其它部门的认定均为无效，这是法律的规定。对于工伤认定不服的必须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劳动部门认定是否可以重新鉴定。如裁决维持的，劳动者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而雇佣损害赔偿，雇工的伤情确定，只要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均可以确定其伤情等级。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当事人经协商可以到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或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
（五）、赔偿的时效不同。工伤赔偿在认定工伤后，除企业调委会调解时效中断外，受害人必须在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部门裁决。逾期不裁决的视为放弃权利。在裁决后15日内不起诉的，视为认可仲裁裁决。雇佣损害赔偿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侵权赔偿时效一年的规定，受害人明知和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可在一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律的保护，也可直接向雇主和有关单位主张解决，在主张权利时时效中断。
（六）、解决途径的限制不同。工伤赔偿解决的途径，必须依据劳动法规定来处理，或经调解或经仲裁。在仲裁裁决后，不服的才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雇佣损害赔偿，当事人可直接起诉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直接解决赔偿事宜。
（七）、赔偿标准和范围不同。工伤赔偿，旨在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其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伤害，并且其给付金额受到法定标准的限制。我国《工伤保险暂行条例》对不同等级的工伤，确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参照标准对工伤者进行赔偿。雇佣损害赔偿，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受害人的请求，除人身损害外，尚兼及物之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受利益，受害人初可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还可向雇主主张精神抚慰金。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具体赔偿的标准，一般情况下，赔偿是一次性的。但总体上看工伤赔偿标准低于雇佣损害赔偿标准。
（八）、适用法律不同。工伤赔偿是由劳动法强制性调整，它在发生工伤赔偿后，只能依据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工伤赔偿具体的依据是《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雇佣损害赔偿，它是由民法来调整，它直接适用民法侵权行为法的相关条款和责任原则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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