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市清新粉体机械有限公司诉宜兴市宏达通用设备有限公司、陆某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锡知初字第2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字第119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实践中经常出现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当事人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但法院在民事诉讼审理中，并不必然对该在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理由或结论予以援引和适用，而是要在综合考察商业秘密权存在的证明、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和后果等因素后，决定是否对在先刑事判决予以援用。

三、基本案情
1996年3月，宜兴市非金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日本国株式会社清新企业、日本国共荣商事株式会社三方共同出资创办清新公司，主要从事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告陆某被委派至清新公司担任总经理。清新公司在成立和经营过程中，先后通过技术转让、自行研制开发等途径拥有了GTM、STJ等系列气流粉碎机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并通过与公司人员签订誓约书、保密协议的形式，对上述生产技术加以保密。
2001年底，陆某被清新公司免去了总经理职务，并于2002年初到原为清新公司生产配套产品部件的被告宏达公司担任总经理。其后，宏达公司以高薪聘用了原为清新公司技术人员的祝某、张某、唐某及熟练技术工人梅某等人到宏达公司工作，陆某还指使祝某等人按照清新公司的GTM－100、GTM－30等九个型号的气流粉碎机产品图纸转换绘制成宏达公司相对应的BPM－100、BPM－30等九个型号的产品图纸。其后，宏达公司按照上述图纸，组织生产出了上述的部分产品，并进行了销售，给清新公司造成了376189．6元的经济损失。
后清新公司以陆某、宏达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宜兴市公安局报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知产中心）向公安局出具了《技术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清新公司生产技术图纸中所体现的系列产品的具体设计尺寸、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是非公知技术信息；清新公司所主张的系列气流粉碎机技术要点中所包含的有关粉碎腔高度与内壁直径尺寸的设计比例等用于指导实际生产的实验数据、参数、公式等技术信息，应认为是非公知技术信息。同时，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宜兴市公安局出具了《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宏达公司通过获取和使用清新公司的产品技术给清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5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03年11月18日），其中给清新公司造成的市场损失为346288．13元，清新公司因维权而花费29901．47元，两项合计为376189．6元。
宜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该刑事案件后认为，宏达公司采用利诱手段非法获取清新公司的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技术，并组织生产销售相同产品给清新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7万余元，陆某作为宏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与宏达公司共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鉴于宏达公司及陆某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立案标准，不能认定为重大损失，故法院在（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宏达公司及陆某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其后，清新公司以陆某及宏达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宏达公司采取利诱手段，非法获取清新公司的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技术，陆某作为宏达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两被告并组织销售相同产品，给清新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76189．6元。以上事实有（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所证实，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76189．6元，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四、法院审理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的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的权利主张人应当首先在举证期限内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否则，法院无法对其主张的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实质性审查和认定，而被告也无从进行针对性的答辩和质证，即使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也会因为缺乏具体对照标准而导致无法执行。本案中，由于（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中最终认定宏达公司及陆某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且原告清新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列气流粉碎机技术中的秘密点已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向宏达公司、陆某进行过披露和说明，此外知产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及（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相关的反映，故刑事诉讼中的有关证据材料并不能免除清新公司在民事诉讼中所应承担的就其技术秘密点的说明和举证义务。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清新公司始终不能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即有关技术秘密点的具体数值、参数等信息，应当认定其没有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要求尽到举证义务，故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此外，关于陆某的民事责任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究的是陆某在单位犯罪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清新公司主张陆某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没有民事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据此，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清新公司对宏达公司、陆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亦由清新公司负担。
判决后，清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已确认宏达公司、陆某的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只是鉴于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额未达到立案标准而未追究二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知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以及宜兴市科学技术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均已确认清新公司主张的技术信息是非公知技术信息、宏达公司产品图纸系抄袭清新公司的产品图纸；根据评估报告，宏达公司、陆某窃取清新公司技术后进行生产销售，造成经济损失376189．6元，应予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的民事案件中，技术信息秘密点的具体指向和内容是技术秘密侵权判定的前提。只有明确了争议的技术信息具体需要保护的内容，才能判定其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以及被控侵权方使用技术是否构成侵权。因此，在指控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中，权利人首先应当明确其需要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的技术信息的具体内容，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清新公司主张其生产的涉案九个型号的气流粉碎机的具体设计尺寸、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以及粉碎腔高度与内壁直径尺寸的设计比例、实验机与同系列设备生产能力的转换方式等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但其在本案一、二审中却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始终未能明确上述技术信息的具体数据、公式等内容。上诉人称依据生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由于该鉴定报告也未反映出上诉人主张的技术信息的具体内容，亦不能支持其主张。
据此，由于上诉人未能明确其主张保护的技术秘密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被上诉人无法针对上诉人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抗辩，法院亦无法对其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作出判定。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清新公司关于其生产的涉案产品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其指控被上诉人宏达公司、陆某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江苏省高院最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实践中经常出现如本案中当事人一样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知，前诉判决所裁判的事项对于后诉的程序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由于法律未对既判力的适用范围给出明确规定，故在某些行为既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同时又是民事侵权行为时，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问题通常就会表现在民事侵权中。如本案在刑事诉讼书过程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认定了“宏达公司与陆某的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但却由于二被告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未达立案标准，最终在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文中宣告宏达公司、陆某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而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更是以不能认定宏达公司、陆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清新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由驳回了清新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么，在先刑事判决对之后的民事判决是否具有既判力，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一般而言，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法院会对在先刑事判决做以下审查，以决定能否适用,包括：商业秘密权利是否存在的证明标准应适用民事诉讼上的“高度盖然性”（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而非依据刑事诉讼上的“排除合理怀疑”（被证明的事实必须通过它们的证明力使罪行成立）标准；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和后果的认定，民事诉讼上采取“相似加接触”的推定方法，而非刑事诉讼上更为严格的认定方式。同时，在审理过程中，如出现对最终认定的事实与在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况，如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新证据推翻了在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或该刑事判决本身有误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及审级监督的途径，对错误的在先刑事判决予以纠正，避免出现判决冲突的情况。
本案中民事诉讼的审判法官最终没有将在先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宏达公司与陆某的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作为免证事实而直接援引和采纳，并在清新公司在民事诉讼中未能完成就其技术秘密的举证义务时判决其败诉。由此可见，在先刑事判决中的判决理由在民事诉讼中不具有完全的既判力，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仍对其主张的相关事实负有证明责任。
另外，从本案可以看出，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诸多差异，故当事人应注意到在两个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的不同，从而更好的在不同的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审判实践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应用

肖 文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对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对该规定所作的说明已作了较明确的阐述，容易理解，操作性较强。但对于商品房现售的条件，法律和行政法规未作明确规定，对现售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述司法解释亦未作规定。实践中对此有不同认识。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未依法登记领取产权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当然包括商品房买卖）作为强制性规定理解，则商品房现售合同生效条件应为房地产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但上述理解显然与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商品房现售条件不符。若不作上述理解，则违规开发的商品房，只要已竣工，只要不具备导致合同无效的其它事实，买卖即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而受法律保护，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因为没有行政法规和法律对商品房现售条件作其出限制性规定，《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只是部门规章。笔者认为，在商品房现售合同的效力问题上，我国法律存在漏洞，急需相关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作出补充。笔者主张，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可以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商品房现售条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结合起来作为商品房现售合同的生效条件，如商品房不符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则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确认其无效。如此补充现有法律的漏洞。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分类
这是每个审判员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分类，对行政执法和司法最有影响和意义的分类是分为商品房现售和商品房预售两种。这是根据商品房开发建设过程并结合合同成立时间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的分类。鉴于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上述两种合同的生效条件等分别作出了规定，上述合同分类问题的影响则直接及于法律适用和合同效力的认定，决定着案件审理的方向。根据建设部制定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商品房现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合格的商品房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房价款的行为；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对于已竣工未验收和验收未达合格标准的商品房，其买卖合同应按预售还是按现售处理，笔者认为，将上述商品房按现房处理、归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现房更符合我国法律区分现房和预售的初衷：允许房地产开发商预售商品房是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部分资金，且该资金必须用于工程建设；预售是一种特殊的销售，预售的商品房至少还在建设中。上述理解亦符合国人对现房和期房的一般理解：盖好了的房子是现房，尚未施工和正在施工的房产为期房。基于此，笔者主张将上述房产的买卖纠纷适用现售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其结果是区分预售和现售以工程是否竣工为据。这其中实际隐含着已竣工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房产是不符合法定入市条件的现房这一观念，和合法与不合法的合同只要种类相同即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范的理念。
三、因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解除合同的条件
房屋主体质量经鉴定不合格应解除合同，因法有明文规定，现在审判实践中已是共识。但对一般房屋质量问题达到什么程度，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实践中却存在很大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该条显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解释和应用，但商品房质量问题到什么程度为“严重影响居住使用”？该条解释的可操作性不强，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有人认为，商品房正常的“居住使用”主要以安全为标准，只要房屋能安全的居住使用，其它质量问题不会严重影响居住使用；其他人认为，“居住使用”不仅以安全为条件，与房屋价值相应的舒适和美观亦是正常居住使用的标准，如房屋不具备与其价值相应的舒适和美观程度，亦应认定为严重影响居住使用。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四、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缔结过程中欺诈行为的认定
在商品房买卖活动中进行欺诈和恶意违约的要承担最高至双倍购房款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中的亮点。上述规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的，明确了双倍赔偿在商品房买卖纠纷中的适用范围，防止其运用的任意性，对于正确维护开发商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起到了一定作用。实践中，因恶意违约行为客观性较强，较易审查和认定；而对于欺诈行为如何认定，实践中审判人员的认识不一。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中的欺诈行为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欺诈行为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欺诈行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即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和虚假陈述。在上述两种欺诈行为中，虚假陈述是作为，客观性较强，当事人举证不易，但法院认定不难，在此不作论述。对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何理解和认定，争论很多。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见王教授所著《违约责任论》有关内容），有义务告知对方真实情况而故意不告知，应认定为故意隐瞒，并提出认定故意隐瞒的关键是确定是否有义务向对方陈述真实事实。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从理论上为我们确认隐瞒行为，提供了简明和可操作的规则。但王教授未对如何认定“故意”发表意见。笔者认为，按一般的理解，故意隐瞒显然不包括不知道或因过失而未告知的情况。应该承认，存在由于过失而隐瞒真实情况的可能。这就要求查明当事人的主观情况，如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真实情况，结合法律是否确定其有告知此真实情况的义务，若均是确定的，而当事人未告知，并造成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则可认定欺诈行为成立。欺诈行为一般较难认定，但笔者认为，有关的法条上有“故意”二字，就应该如此理解和操作，查明不了，依法不予认定即可，但不能推定。
五、审判实践中的几点做法：
1、对开发商开发的房屋质量问题，审理时把握“是否根本违约”这一关键。如果存在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因房屋质量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等根本违约情形的，可以判决退房并赔偿损失。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多数案件是开发商违约但不构成根本违约的，如一般质量问题、面积存在少量误差等，这种房屋质量问题被发现时，多数消费者已经入住，有些已经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如果判决退房，会使双方损失扩大，可判决开发商对房屋进行维修或进行赔偿，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2、在不能交付或不按期交付商品房纠纷的处理上，着重保护预购方的合法权益。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预售方不能交付或不按期交付商品房的纠纷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纠纷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预售方的建房资金不到位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预售方将商品房转卖给第三人引起的，等等。对于这类纠纷，较难处理的问题是判定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在预售方不能按合同交付房屋的纠纷中，多数预购方都要求预售方退还房款（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当然，也有的预购方要求预售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这类纠纷，在坚持合同效力的前提下，切实维护预购方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在预售方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应当要求预售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否则，如果判定解除合同，退还房款，则可能由于预售方无力退款而使预购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在预售方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而预售方又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退还房款的，则可以解除合同，退还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如果预售方既无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又无退款的能力，则可以采取一定的保全措施，以保护预购方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判决解除合同，责令预售方承担违约责任，并对预售方已建的商品房或土地使用权依法进行强制拍卖，以拍卖的价款退还预购方的房款。
3、.抓争议的主要焦点。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当事人会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诉讼请求。在调解时，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地做工作，才有调解成功的可能。如我院审理的李某等商户诉黑龙江长宏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一案，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有十一项，但经过与合同对比分析，合法的请求只有三项，而在这三项的合法请求中最主要的是支付预期交房违约金。抓住这个主要争议焦点，法官有针对性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很快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